快到五十岁，年轻时读过的旅行作家又回到眼前。沿着简·莫里斯的珠峰报道、上海游记和一次不丹偶遇，重新想想怎样看见一个地方，又怎样把它写下来。
引文旁的时间可以回听，正文串联谈话中的故事与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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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百页的书，把半个世纪重新打开
临近五十岁，许知远发现自己正在经历一种奇怪的回返：海明威、卡尔维诺，还有简·莫里斯，年轻时读过的作品又让他发生兴趣。不是按计划重读经典，而是某些曾经激动过自己的东西，再次浮到眼前。
最近不知道是因为我上了年纪了吗，我今年要 50 岁了，这个年纪好像在我心里有一些微小的触动和感受。好像人很有趣，人好像会过两次的青春。我在这一年左右，突然发现我年轻时候读的很多东西又重新涌到我眼前，我又对它们发生了某种兴趣。
手边这本《世界：20世纪的道别》厚约七百页。他更喜欢英文书名所表达的意思：一个作家的世界，从1950年到2000年的旅行。加勒比海、冷战中的欧洲、亚洲城市与香港，被不同年代的见闻串在一起。读这些地方，也是在看一个人怎样度过半个世纪。
莫里斯之所以重要，还因为她不仅抵达遥远的地方，也能写出重大时刻里普通人的反应、街道的情绪和细小的幽默。她跨越地域、年代，也经历了性别身份的转变；这使年轻时梦想做记者、做旅行者的许知远格外神往。
珠峰登顶之后，新闻还在路上
书的开篇是1953年的珠峰报道。莫里斯作为《泰晤士报》随行记者，跟着登山队尽量往高处走。没有成熟的登山训练，却获得这次机会，许知远把其中的幸运看得很重。登山队成功了，记者的任务却还没有结束：消息必须送回伦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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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峰上的通讯
扬·莫里斯的报道经历，是本节谈论写作与行动的起点。图为节目配图。
理想中的庄园，现实里的最后四十分钟
说起写作，许知远先描绘自己从前想象的好日子：有庄园、有人照料起居，吃过丰盛早餐，听着巴赫和莫扎特安稳写四五个小时，下午散步，晚上喝一杯。然后，想象被现实打断。
然后我发现，作家生活其实本质上完全不是这样的。至少绝大部分作家是每天晃来晃去的，慌张地发现起晚了，赶紧还有 40 分钟时间可以坐在书桌前，可以抄抄写写一段时间，然后要出去，有别的事情忙了。而且平时可能是充满了拖延症，不断地拖延，难以精确。但是 deadline 突然要来了，突然那一刻你被这个精确的 deadline 所挤压，让你可以完成一些东西。
本期由劳力士与节目共同呈现，随后的腕表话题也属于这一合作背景。节目把探险中的计时，连到思想和表达上的精确：身体在山上需要知道还剩多少时间，写作者则需要辨认自己到底看见了什么。阅读时可以保留这层背景，不必将品牌介绍与文学观察混为一谈。
谈过写作与时间，节目又回到珠峰报道。消息已经送出，莫里斯仍不知道它到了哪里。
我的新闻送得有多远了？我一边吃饭一边想着这事。它已经插上翅膀，从加德满都向英国飞去，还是仍然在喜马拉雅山路上沉重地走着？明天 6 月 2 日，会既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日，又是珠穆朗玛日吗？或者登顶的消息随后就会传到英国，如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钟声最后一次辉煌的奏响吗？我没有办法知道。
简·莫里斯《世界：20世纪的道别》· 节目朗读
第二天早晨，收音机终于传来消息。她跳起身，冲帐篷外喊出成功的喜讯，附近的夏尔巴人却用一声询问早餐的回答，把历史时刻拉回眼前的早晨。伟大的冒险与肚子饿了，并不妨碍同时存在。
和平饭店里，老乐师又奏起同一首曲子
1983年，莫里斯受《滚石》杂志委托写上海。许知远有些羡慕这种文化杂志的视野：报道音乐，也报道社会和城市。他赶上报刊黄金时代的尾声，曾被派去美国和英国，却记得那时出差拮据，要在酒店早餐时多吃一些，好省下中午一顿饭。
书中的上海，从和平饭店的酒吧进入。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要求再奏《月光小夜曲》，老乐师照办，游客随着音乐兴奋起来。作者却注意到乐师转动的眼珠：这首曲子，他们已经演奏太多次了。
我留意到，乐队成员们的眼珠到处转，他们已经演奏这个曲子太多次了。毕竟从他们和这首歌都还年轻的时候开始，他们就一直在演奏它。他们的音乐记忆就像他们的个人经历一样，穿过中国事物所有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回溯到向全世界开放的大上海时代。
简·莫里斯《世界：20世纪的道别》· 节目朗读
同一座城市里，建筑换了用途，旧名字和旧情绪却没有完全消失。曾经的娱乐场所、跑马场、外滩的大楼，承载过不同的人。莫里斯不是只列出地标，而是让音乐、疲惫和游客的兴奋，碰到上海更久远的时间。
摄影机记住了，自己却忘记了
读到上海，许知远想起自己现在的旅行。摄制组能把影像和声音完整带回去，却也容易让人依靠团队完成观察；行程与成本限制停留时间，一座城市还没来得及慢慢感受，就要离开。
最近我们刚播了那个 Charles Taylor 这一集，我们在蒙特利尔跟他做的采访。我几乎已经忘记我在蒙特利尔发生了什么，我只是非常焦灼地去寻找一些词汇和哲学概念，能跟他把这个对话进行下去。而蒙特利尔那个街道是什么样子的，圣劳伦斯河的那个河面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 Cohen 写了那首著名的《Suzanne》的歌，Suzanne 住在哪里，那个小教堂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只有模模糊糊的记忆。我觉得我多么后悔，应该用我的笔把它写下来。当我把它写下之后，我的记忆是不是就会变得更清晰起来？
与查尔斯·泰勒在蒙特利尔谈话时，全部精神都放在寻找合适的词语和哲学概念上。事后回想，街道、河面，以及与科恩歌曲有关的地点，只剩模糊印象。记录工具留下资料，不等于自己留下了记忆。
食物也是如此：镜头忙着构图、调色，真正入口时，初见它的感觉可能已经过去。于是谈话又转回写作。把一个地方写下来，需要重新组织看到的东西，而不是只确认文件已经保存。
所以我们的旅行其实大部分是跟时间在旅行，我们的这些空间是用来承载这些时间，而这些时间又变成了某种历史的韵味，在我们心中回荡。而这些历史的韵味，又帮我们展开了对未来的一种想象。所以旅行竟然是这样的一种感觉。
这些旧游记隔了几十年仍然鲜活，因为它们留下的是当时的人怎样活着。一座建筑能够继续被拍照，里面曾经发生过的情绪，却需要有人细看和表达。
不丹山间，遇见弗莱明家的另一位成员
十多年前在不丹山里散步，许知远遇见一位来自伦敦《文学评论》的年轻编辑。聊起莫里斯、奈保尔，对方竟都熟悉；再谈到旅行作家彼得·弗莱明，又发现那是他的家族长辈。
他还更喜欢另一位长辈——创造007的伊恩·弗莱明。闲聊中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家族分工：有人做银行家，有人做作家。原本在书架上相隔的名字，突然因为一场山间散步连在了一起。
许知远最早通过VCD看007，吸引他的除了紧张情节，还有影片里的陌生城市、旅馆和远方。仰光、巴黎、加尔各答，不同地方又都能听到这些电影的音乐，娱乐作品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。
但是它对我来说，部分有点像国家地理频道，是一个戏剧版的国家地理频道，你可以去这么多地方旅行，它是我打开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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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人与作家
彼得·弗莱明与扬·莫里斯，连接起旅途、观察和文字。
滴答声，也能改变世界
由手腕上的表，话题最后转向《时间的革命》。大革命、蒸汽机或宏伟建筑，很容易被看作历史转折；一只平常的钟，却也改变了人们相约、赶车、进工厂和上课的方式。许多互不相识的人，开始按照共同的刻度行动。
但这本书一下提醒我，钟表原来是一个看起来就平时戴在手上的手表，或者放在床头上，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它具有这么强的一个革命性的功能。它突然给我们那么多不同的人的生活带来了一个统一的刻度，你要在同一个时刻抵达工厂、火车站、上课、去买早点。它使我们的这么多人的生活突然获得了一种有序的安排。所以我当时想，哇，原来钟表蕴含着这么多。
日内瓦给他的印象非常安静，商场与机场却到处可见钟表。这份安静与时间工具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形成了反差。钟表匠坐在桌前拆卸、组装，不需要喧哗，滴答声却参与了现代生活的形成。
所以我在想，革命是可以以如此安静的方式，那些钟表匠在那里面拆拆卸卸，组装成这么一个滴答滴答运转的东西，这种滴答声就创造了一个如此辽阔的一个世界。所以我觉得是让人非常惊异的一件事情。
回到自己身上，精确不是把一切排满。写作者要训练言辞，感知需要抵御过多的信息侵扰。节目从五十岁重新翻书开始，最后留下的仍是一个具体的愿望：把经历过的时间，看得更清楚一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