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的榕树下，话题从自己的声音飘向都灵的咖啡馆、班加罗尔的三轮车和雪山脚下。书中读过的世界，怎样在亲身经历中重新变得具体？
引文旁的时间可以回听，正文串联谈话中的故事与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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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自己的声音，为什么会不自在
这一期的开头先谈声音。独自录播客时比较平静，到了采访和公开交谈的场合，语速、情绪和说服别人的愿望都会冒出来。同一个人，在不同的关系里，似乎会有不同的声音。许知远很少重听自己的节目，也不大愿意看镜头中的自己：内心期待的形象与别人接收到的形象，总有一段距离。
文字又是另一回事。写下来以后，情绪经过整理，那个作者看起来可能比本人从容。声音、文字和外貌放在一起，未必能拼成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。这一点不自在，也跟着他来到广州阿那亚的书店，在榕树下与读者面对面聊天。
树根和枝叶把话题带进南方。刚刚录下的现场谈话，将从卡尔维诺绕到印度，再绕回怎样生活和写作；节目开头与现场之间，还夹着酒店大堂的环境声。这次游荡也保留了这些不同的空间。
到了都灵，年轻时读过的书又回来了
年初到了都灵，卡尔维诺突然变得很近。许知远坦白，自己没有完整读过多少卡尔维诺的小说，反倒熟悉《为什么读经典》一类文章。年轻时读过的文字，并不总在脑海中清楚排列；到了某座城市，某间咖啡馆，它们又会涌回来。
然后这次我去旅行的时候，我就随手在行李箱里就扔了一本书。
在一间老咖啡馆，侍者的仪态让他想到《布达佩斯大饭店》。他猜想卡尔维诺是否也坐过这里。离开都灵以后，又想起尼采和马的故事，才意识到自己曾经过相关的广场。旅行并不一定在离开的那一刻结束，遗漏的知识和记忆，常常随后才来敲门。
然后我就……那个旅行的记忆，就突然在我心中扎根了，而且卡尔维诺对我来说变得鲜活起来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要重新去展开这些漫游。因为我自己的旅行，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目的性地发生的，而且当离开之后，好像一切才刚刚开始。你好像总在等待着某种惊奇也好，某种东西也好。
书与旅行给人的节奏不同。一本书可以从一百页翻到两百页，再折回来，它不会抱怨；到了陌生地方，环境不会听从安排。谈到加缪笔下的旅行，恐惧也有了分寸：适度的不安会打开感觉，过强的不安却可能让人僵住。
三轮车驶进班加罗尔的黄昏
年轻时想走进世界，有时却仍躲在文字后面。2004年在拉姆安拉，新闻现场就在眼前，其他记者忙着工作，许知远却坐在一旁读当地的英文报纸。自己站在新闻发生的地方，仍然习惯从纸上理解它，这个画面后来一直留在记忆里。
真正喜欢上旅行，是一次印度之行。同行的朋友身体不适，提前回国，剩下他独自待了两周。在班加罗尔，下午看过宫殿，黄昏坐进三轮车，车流里出现穿白衬衫、背着IBM包的年轻人，像熟悉的中关村，又完全是另一座城市。
就是……我那时候在印度待了十几天了，我的同伴已经因为喝水拉肚子，早就回去了，已经回中国了，那水让他受不了。然后我就在印度待着。那一刻我就突然想……感觉自己就像浮萍一样，浮在那个水面上。我就希望那个三轮车，它可以一直骑下去，你不知道骑到哪里去。
此前的加尔各答留下另一种印象：殖民时代的建筑、衰败的痕迹、乌鸦，还有泰戈尔的故居与学校。在那里，他遇见读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、研究中国问题的印度学者。原本以为遥远的中国历史，在异国的一张书桌上延续着。
老城的历史层次和班加罗尔的技术产业并排出现。坐在车里，熟悉的身份和安排暂时退后，路线也可以不急着决定。他甚至想象自己沿着印度洋继续去往别处；这种渴望夹着对丢失护照的担忧，兴奋与不安都很具体。
本节相关 · India After Gandhi ＋
India After Gandhi
印度现代史 · Ramachandra Guha。历史学家古哈写印度独立后的国家历程，解释一个语言、宗教与阶层高度多样的社会如何维持民主。
想做记者，也羡慕间谍读人的本领
外派记者曾是最大的职业梦想。卡普钦斯基和蒂莫西·加顿艾什，让他看见一种把眼前的人与漫长历史放在一起书写的可能。真正抵达现场之后，这份工作却远不止写文章：要找到关键人物，让陌生人信任自己，也要处理许多琐碎的困难。
在现场更是了。比如我们在现场，我们去旅行，我们突然去一个城市，我现在派你去了，第一个，你怎么去迅速地理解这个复杂的空间呢？这城市有这么多的历史，你找到哪个 key figure，关键人物能给你去找到指引呢？你怎么找到关键的人物，你怎么去赢得别人信任，而且每件事情都是陌生的，你怎么去迅速地……而且都是可能都有困难，你怎么去解决困难呢。这是另一种 solution provider，你要解决这个困难，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
谈到这里，间谍剧《特工科恩》进入了话题。剧中人物必须辨认别人的欲望、虚荣和脆弱，根据对方的性格调整自己的言语。许知远着迷的，是这种阅读人的能力，而不只是情报和阴谋。
人际交往常常在两个层面同时发生：表面上讨论一件事，背后还藏着说话者的情绪。只回应事情而没有听见情绪，关系就可能走偏。看着剧中人白天周旋、夜里发报，他又开起自己的玩笑：相比之下，开书店似乎都不那么难了。
边境的旅馆，与雪地里的脚步声
一次从瑞丽去缅甸的经历，留下的不是整齐的旅行路线。在边境碰到形形色色的人，也曾因争执险些惹上麻烦，需要朋友帮忙。住进旅馆以后，眼前的告示又把陌生感拉得更近：在别处常见的是禁止吸烟，在这里却是禁止毒品。
然后我就在里面混了两天，还跟当地的一个军人吵起来了。那时候真是年轻啊，就大吵，他们说差点把我抓起来。后来正好一个当地的朋友把我保出来了，差点关到监狱里面。我们住在那个招待所里面，也是那个……就像一个被遗弃多年的一种感觉。我们一般去房间都是 no smoking，他们都是 no drug，就这种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世界。
当地朋友谈起金店，讲到一家店遭遇抢劫之后仍然继续营业；也遇见从湖南来、做宣传工作的人。每个人的谋生方式，都嵌在边境特殊的历史和关系里。谈话没有把这些经历收成一份攻略，而保留了初到那里时的惊讶。
另一种陌生感发生在怀俄明。拍摄金国威期间，独自在雪地行走，耳边只剩下踩雪的声音。远处的山，对没有攀登经验的人意味着巨大恐惧；对熟悉山的人，却有一套可以辨认的纹理、风向与路线。
我想把我扔在山腰上面，我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应对那个世界。他们这些人也是在不停地阅读，随时这些坡度的变化、这些山的变化、风的变化，而且每个阅读失败都可能是致命的伤害，他要不停地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。我觉得是那种内心的那种敬畏感，就让我对那个小小的踩在雪上的感受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一个变化。
那些平时可以轻易说出口的词，到具体环境中才显出重量。对山的判断如果错了，会直接改变人的处境；这样的阅读，与在屏幕上辨认一个现成符号很不一样。
少借一点表情，给生活留一点摩擦
书店的宣传有时借电影、韩剧里的面孔表达情绪，身边同事自己的表情反而没被看见。许知远也会警惕自己：找不到准确词语的时候，拿来一个表情包或一句流行回复，就很容易结束表达。
我觉得这种被偷换的生活，是非常非常吓人的。而且我自己也在警惕，因为我们也容易偷换生活。因为你当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后面是懒惰嘛，可能你找不到一个好的词汇来描绘自己的感受，或者是这种自己独特的情感，你借用一个普遍的表情包，或者一个普遍的回复就完了。但其实每次借用一次，其实你身上的东西就会减少一分。
旅行可以暂时拆开这种熟练的表达。想去花都看看洪秀全故居，又牵出江南战乱的历史。多年前在绩溪，一位老人将他拉到角落，打开一扇门，让外地人看当地保存的战争记忆。城市看似恢复了日常，那些故事却仍在家族与地方之间传递。
陌生环境也会测出自己不知道的一面。谈到勇敢，他忽然想到刚看的蟒蛇电影：如果危险真的扑过来，谁会让别人先跑，谁会先逃，坐在这里聊天时其实不知道。所谓认识自己，不能只靠对自己的良好想象。
而且我们的日常生活，除了那个大的困难以外、各种困难以外，其实我们的生活进入一个非常的……大家习惯于无摩擦的一个时候，一切都非常没有摩擦力的，到人和人的关系，我们也希望无摩擦，就一切都那么顺利。但其实不可能的，而且重新创造摩擦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了。因为人很多时候是在冲突之中发现自己的。
这里的摩擦不等于赞美生活的苦难。已有的困难并不少，他更想找的是出于兴趣、自愿进入的不熟悉。消费能买来方便，却不一定买得到那种投入之后的满足；一座城市如果只是从一个商场走到另一个商场，走路本身也会越来越相似。
写作没有等来理想的书桌
表达与商业的关系也没有想象中分得那么开。谈到作家写广告，许知远想到自己拍合肥的片子，能把李鸿章、淮军这些长期兴趣带进去。现实工作未必都是创作的对立面，有时它恰好给了进入一个地方的机会。
就是我觉得未来也是，可能我们要破除一个看法，就是我们认为过去像写作一样，我必须有一张安静的书桌，我必须有一个，哇，一个漫长的、属于我自己的时间，我听着音乐，我内心调整好，开始写作了。后来意识到，可能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时候，生活永远都是急就章，就这一刻我得开始写了，管我是不是在酒店。我昨天晚上酒店里还写了一段，散了步回来写了一段，或者我在飞机上，我可能突然有这个时间，我写了一段。
酒店、机场、飞机，能腾出的空隙就写一点。一直想去的洪秀全故居，也可以趁第二天在附近动身。许多计划如果等到拥有完整时间，可能永远不会开始；眼前的条件不完美，仍然可以先做一小段。
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在仓促之间开始的，从我们的时代、历史中最宏伟的事件，包括这场战争，可能都是一个仓促的开始，到我们私人生活之中微小的变化，都是在仓促之中开始的。而且旅行给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这个。旅行中其实因为一切都是仓促的，都是一个未经准备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如何在未经准备、在仓促的中间，能够创造你瞬间安定的空间呢？
板球俱乐部里，热情溢出了一个小时
在班加罗尔，他忽然想起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·古哈住在这里。读过《甘地之后的印度》，也对《甘地之前的甘地》所呈现的跨国经历感兴趣，便试着写邮件。回复来得很快，两人约在板球俱乐部。
谈话远比预想热烈。许知远只问了几个问题，古哈就接连讲了很久；印度英语未必每句都听得清，投入的神情和语气却极有感染力。走出俱乐部，街道仿佛也被那股热情改变了。
我现在想想，跟你说，我就想到，就是我们做的所有事情，尤其在这个时刻，那种热情变成一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有时候我跟我们同事聊，我就有点很……经常会批评我们单向的同事，就是我这么热情地给你们讲这些之后，大家就，呃，微信里也不回我，反正就是非常受挫，你知道吧。
把兴奋发给同事，未必有人及时回复，这是旅行者的小小尴尬。但那种愿意对陌生事物打开自己的状态，他仍希望带回书店，让读者与参与者彼此感染。随后又想到战后的都灵，少数年轻写作者怎样聚在一起，持续创造自己的文化生活。
我们正好大学的时候读到他的书，我别的也没记住，就记得他那样的《新千年文学备忘录》，谈的那种轻啊、重啊。那时候年轻不理解，年轻人就觉得人生就应该重啊，你应该对抗啊，你应该去反叛啊，你应该去批判呢。哦，现在才意识到，他说轻逸，那种逃逸也是很重要的。轻逸很多时候是那种很卓绝的一个反抗，就是当你面对一个不可解的事情——因为大部分事情我们都是不可解的——但那时候我们可以去讲一个新的故事，我们可以去描绘一个新的情感。
把自己的记忆，慢慢装进柜子
托纳多雷的办公室像一座记忆之宫，旧照片、摄影机与奖杯，让一生的经历有了可以触摸的所在。物件会唤醒往事，谈话也会：原本已经沉下去的班加罗尔，竟在广州的榕树下重新浮现。
所以我们的感受可以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。当你有很多可以存放东西的地方的时候，你人生也变得不一样了。关键是那个存放的柜子，一定要是自己的柜子。我们现在都用别人的柜子嘛，用别人的柜子存别人的东西，然后放在自己身上，说是自己的东西。（要）发现自己的柜子，创造自己的柜子，然后创造自己的感受、记忆，然后放在那个柜子里。
旅行、阅读与写作并没有把人训练成一个永远确定的人。相反，越接近具体的人和经历，原来的判断越可能松动。理解复杂，并不等于对一切放弃判断，而是试着把抽象的看法与眼前的细节来回接通。
而且另一个背后，就是我们要学会通过旅行……旅行很多是很具体的，非常非常具体，但同时我们要用具体的事物，建构我们的抽象能力。我们不能够一切都活在具体之中，那你是无法完成一种建构，因为我们这个人生的，你的感受、你的思想的梯子，是需要往上搭的，搭着搭着，它就要变成某种抽象的概念，它可以搭上去。当我们周围都是具体的事物的时候，我们是无法建立自己的一个意义的梯子。
话题最后又回到那辆三轮车。路还没有完全看清，熟悉的归属也没有随身带来，人在中间地带继续移动。榕树下的这一场谈话，就停在这样的黄昏里。
就是好像，我又很具体地坐着三轮车在夕阳西下的班加罗尔，又觉得我好像，它把我拉到一个无穷的、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