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合肥找一口旧井、拜访李鸿章的墓地，与翁飞围桌聊天，一个还没有动笔的传记计划渐渐长出轮廓。历史的巨浪之外，还有泥泞的小路、地方口音，以及写作者迟迟选不定的开头。
引文旁的时间可以回听，正文串联谈话中的故事与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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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写李鸿章，又被这个念头吓住
这一趟合肥之行，让一个新的写作计划又冒出来：要不要写李鸿章？梁启超传还在第三卷，眼前另一位人物的生平，已经把许知远的注意力牵走了。从1823年到1901年，几乎整个十九世纪的变化都压在这段人生里。
打仗、办企业、买大炮、做外交、招募幕僚，每一件事都需要重新学习。他去了故居、墓地，也去找李家村庄里的旧井，带回来许多偶遇，却暂时找不到把感受说出来的路径。
可能在我心里会酝酿一段时间，也可能就酝酿忘掉了。
节目选用《最后的武士》的配乐 To Know My Enemy。片名、音乐与眼前的人物并不属于同一段历史，但“敌人”这个词接上了他的思绪：宫廷政治、西方压力、日本，李鸿章要同时与许多不同的力量周旋。写作者也必须辨认这些力量，才能进入那段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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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 Know My Enemy
汉斯·季默为2003年电影《最后的武士》创作的器乐配乐，以管弦乐与日式音色呈现人物面对战争和异文化时的复杂感受。
翰林的口音，和他的“超级小龙虾”
传记还没有开写，问题已经落到了很小的地方。合肥当年叫庐州，那里的人怎样说话？李鸿章带着地方口音进入翰林院，与来自各地的读书人怎样相处、游玩、开玩笑？远方传来鸦片战争的消息，他们怎样理解？一个读书人，又是怎样卷入战争，招募别人和自己出生入死的？
许知远尤其好奇李鸿章的用人方式。粮草、征兵、前线作战、工厂、矿山、铁路、轮船、外交文书与奏折，不同事务交给不同的人，背后是一张广阔的幕僚网络。说到这里，十九世纪突然接上了眼前的技术话题：
他就像同时养了很多超级的小龙虾，替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这个玩笑背后，还有招募与信任的问题：怎样找到这些人，又怎样让他们替自己做事？工作之外，一个人的享乐、性格，以及面对失败和羞辱的方式，也不能从传记里抽掉。
他曾想写一本轻巧的小书，免得读者被长篇巨著吓退。但一旦把细节拿走，时代的转变也可能被写得过于轻易。最初看见火车是什么感觉？习惯天黑就黑了的人，忽然看见电灯把夜晚照亮，会受到怎样的震动？他借今天遇见机器人、与聊天工具交谈的惊讶，试着靠近那种陌生感。
但是又想，如果你不去勾连那些细节，你也错过了去理解这个十九世纪的过程。
雨后的工地里，去找李家那口井
战场不只存在于地图上的地名中。巢湖、鄱阳湖、洞庭湖、太湖、长江沿岸，各有各的风物，也有必须亲身面对的道路与天气。为了找李家村庄里的井，许知远走进了一处巨大的工地。
刚下过雨，地上很泥泞。一位姓刘的好心人带路，介绍自己是“刘德华的刘”。两人贴着沟边的一条小路往前走，许知远差点滑进沟里，只走一小段，已经出了一身汗。
我想这个泥泞的道路，可能是他们打仗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场景。
脚下的狼狈，让翰林出身的人如何适应行军生活不再只是抽象的问题。他想到罗伯特·卡洛写《林登·约翰逊传》，为了理解人物，搬到得克萨斯州生活。空旷、人烟稀少、孤独，与人物对权力和关注的渴望怎样相连，需要走进去才可能体会。
那么，江淮之间的庐州，又给李鸿章留下了什么？不南不北，又南又北。当地人一句“好大事”，带着不把事情看得太重的诙谐。口音与性格，能不能成为理解人物的入口？
眼前的合肥又有新的高科技面貌。许知远想象，对技术敏感的李鸿章如果看见今天，会不会兴奋地催大家尝试新东西。念头越来越多，写作时间却有限：等梁启超传写完，自己还有这份热情吗？若现在动笔，正在写的那一卷怎么办？
饭桌上的翁飞，名字里也有故事
这次在合肥，许知远又见到历史学家翁飞。参与编纂李鸿章全集，翁飞花了十五年，整理其中一千四百万字。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家世：翁同龢的后人，来编李鸿章的全集。上一代人的政治分歧，与后来研究者的工作，在这里交错起来。
两人吃着李鸿章杂碎，话题从如何评价李鸿章聊到研究者自己的经历。翁飞提醒，不能只用爱国或卖国的标签理解处在巨大变化中的人；紧接着，谈话又落到他自己的姓名上。
名字是外公起的。“翁飛”两个字，他觉得繁体很好看；后来写成简体，“飞”轻了，便笑称自己一辈子头重脚轻。到了六十岁，又拿两个字里的羽毛与翅膀做文章，给自己取笔名。宏大历史与自嘲，在同一张饭桌上来回切换。
家里原本希望男孩子学理工，不让学文科。他考上复旦历史系，母亲甚至拿着户口本不让去，想让他读科大或合工大。最终成为历史学家的人，也有一段需要挣脱既定安排的经历。
许知远请他挑选李鸿章一生的重要瞬间，从翰林、团练到洋务与晚年的谈判，尝试找到贯穿传记的转折。谈着谈着，又忽然问起酒量。
李鸿章酒量怎么样？
酒量非常好。
翁飞
桌边的历史没有停在评价里，也包括人怎样吃饭、喝酒、说笑。许知远已经在想，若以后拍李鸿章的纪录片，一定还要来找翁老师。
读一部旧传记，把人物放回时代
饭桌上的谈话过后，许知远读起英国记者约翰·濮兰德的《李鸿章传》。接下来这一大段，是他选读的书中文字；其中的判断与措辞属于传记作者。
濮兰德先提出一种理解人物的方法：把所谓伟人与他诞生的社会环境一同看待。个人不是凭空出现的，也不是只凭意志就能决定一切。
伟人是整个一代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他同时是多个时代各种力量聚合的产物。
许知远朗读 · 濮兰德《李鸿章传》
选段由太平天国战争讲到西方的军事与商业冲击。旧有秩序正在承受不同以往的压力，李鸿章的军事经历、与外国人的交往，以及后来推动的改变，被放进同一幅图景。书中既强调他认识变化的能力，也批评他的个人欲望与思想局限。
随后，视线从一个人转向官僚体制：皇帝在名义上拥有很大权力，实际决断却受到惯例、官员集团、财政与社会力量的制约。作者借此质疑一种期待——仿佛只要意识到问题，一个社会就能迅速转向另一条道路。
这是一位身处特定时代的外国作者的解释，其中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。把它放在这里读，是跟随许知远接触一份传记材料，也看见一种历史叙述怎样组织人物与制度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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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传
英国记者约翰·濮兰德撰写的李鸿章传记，围绕其军事、洋务与外交活动，解释个人事业与晚清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。
一艘漏水的船，和最后的舵手
许知远翻到传记接近结尾的地方。书中写李鸿章的晚年，讲到失败的压力、病中的外交周旋，又把他的整个事业比作在危险海域为一艘旧船掌舵。
在李鸿章被请求掌舵之前，中国这艘船已经浸透了水，而不能漂浮起来，罗盘的指针也反复无常，所有的船员都失去了信心。
许知远朗读 · 濮兰德《李鸿章传》
接下来的比喻延续着这艘船：修补帆与漏缝，寻找临时停泊处，在陌生的水域判断方向。好的领航员能延缓危险，却未必能重造船体。濮兰德由此区分了舵手与建筑师，也没有完全回避李鸿章自己的利益与局限。
读完这些话，许知远想到前一天去过的李鸿章享堂。那里是合肥的墓地，有身后的碑文，也有朋友吴汝纶留下的文字。书中的人生结尾，与刚刚走过的地方碰在一起。
节目介绍还记下墓旁的一株柳：中空、倾倒，却又发出新芽。“枯柳又逢春”的题目，就落在这个具体景象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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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墓旁的柳
节目标题所指的柳树，来自这次合肥之行。
说出三千字，留下三百字
从传记回到自己的写作，许知远开始担心另一件事：话筒前的口语，会不会消耗书面语里更细腻的感受？说话流动得快，也容易把心里所有东西一股脑倒出来；写字却需要等待、选择与过滤。
因为可能你心中有很多，你可能能讲出三千字来，但最后你写下来只写了三百字，三百字就变成了一个冰山的一角，那冰山的一角反而更有魅力。
庞大的计划摆在面前，偷懒的愿望也跟着来了。
为什么世界上不能就是只写题目和开头，就把书出来就完了呢？都要写呢？
他笑着设想，把结构与开头交给“小龙虾”，让它写完，自己再改改。说归说，真正纠缠他的仍是如何安排人物的一生：先是《马背上的翰林》，再到《总督》，最后是《裱糊匠》。越想越觉得战争岁月不能一带而过，于是三卷又长成四卷，中间加进《淮军》。这些都是正在形成的计划，还不是已经完成的书。
一部还没写的书，已经有了四种开头
第一种开头很古典：把镜头放在1823年，江淮之间的冬日村庄。正月初五，一个孩子在耕读人家的日常中出生。安徽人吃什么、信什么神灵、怎样想象命运？天朝尚未被后来的人认作崩溃的前夕，村里的生活自有完整的秩序。
他想描绘的不只是一幅背景画，而是一套包围人物的生活：李鸿章后来试图打破它，又始终受到它的约束。远方铁路时代将要到来，与村庄的时间并不一致。
第二种更有戏剧性，直接从1853年写起。京城里的翰林听见家乡的战事，一个原本没有准备投身战争的人，被推入另一种命运。然后，再回头补写早年的生活。
第三种则像历史游记：从今天走到的合肥写起，在地点之间穿行，也在当下与过去之间来回。肥西老母鸡、一句“好大事”、眼前的中科大，都可以牵出对李鸿章的想象。这样灵动、亲切，却又让他舍不得那个如《指环王》般宏阔的史诗开场。
最后，他索性把饭桌上那道杂碎重新端了回来：
最后一种就写成「李鸿章与他的时代以及 chop suey」。chop suey 就是一堆混在一起，这可能也是对他的一个很好的总结，就他的人生某种意义上是非常 chop suey 的。
嫌“杂碎”听着不好，又换成 mixed、fusion。开头还没有选定，地方口味、时代变迁和写作者的犹豫，倒已经混进同一次谈话里。
